香港樂壇「詞大於曲」的現象是個問題嗎？這是每次我聽陳奕迅的新專輯都會問自己的問題。或者應該問，當香港流行曲大都是先作曲後填詞，按先後次序，哪其實誰較大？當一首曲子交到詞人手中，他/她的責任就是在曲的規範下填上最有意思的文字。曲太平庸，詞人以文字打救，反而被批評「太大」，未免本末倒置。
「問題」一直存在，為何要到聽陳奕迅的專輯才被勾起有關反思？因為詞人都太疼惜他，將最好的詞都交給他，他近年的作品，如都仿如上一場場人生哲理課，很咬文嚼字，很多大道理。很難得去年有一張玩味較重的《...3mm》，放棄精雕細啄的文字，以都市小聰明做主線，而填詞人一欄中，更找不到林夕的大名。林夕缺席了一張專輯後，在陳奕迅最新的《The Key》，八首歌當中填了四首，補回去年沒填那些。
陳奕迅可能有很多話想說，但有理由相信他想說的遠遠不及林夕那麼多，陳奕迅可以自由地選擇與哪些音樂人詞人合作，但他不能控制林夕想表達的東西。聽林夕在《The Key》填的四首作品，誰說〈斯德哥爾摩情人〉沒有政治諷喻，我敢肯定他/她不是活在今天的香港；〈任我行〉能深受樂迷歡迎，當中「人群與羊群」的比喻應該佔了很大功勞；〈失憶蝴蝶〉該是四首中比較情愛的作品；〈阿貓阿狗〉把平凡人的營營役役寫到微不足道，不難聯想到他對香港這片土地一步步墜落的失望。林夕這四篇詞作都算是開門見山，但我反而覺得陳奕迅未能、也不必追趕詞人天馬行空的想法，(即使)讓你唱得很好又如何？也很難說服你與詞人的思維同步。
一個林夕已讓我諸多疑問，更何況再來另一位也填了三首的小克？重點落在早前引來不少討論的〈主旋律〉，詞人直接地點明歌詞的政治含意、編曲也刻意激昂、唱片公司要逃避有關地帶、聽眾不自覺地患上政治潔癖、我這類寫手又愛諸多解讀，結果想震撼、卻不夠到肉，連歌者也唱不到騷癢處，明明處境矛盾，拉出來卻缺乏張力。
《The Key》給我的感覺是製作單位很想以不多不少的八首歌去營造一個整體性強、可持續翻聽的窩心境界，但可惜的是曲目編排以三首前衛作打頭陣、然後以三首保守作攻佔市場，最後兩首〈床頭床尾〉及〈阿貓阿狗〉才算聽得自在，「分類」太明顯，而且部分歌曲題材上的類近也容易令人心生比較，喜愛程度歸邊，結果最後大家還是挑一、兩首歌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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